专家叹服：“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的谈话，昭示了这位饱学之士对“国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所以他对我们民族的古经史深怀难以表达的敬意，研究国学不能亵渎“国本”，要爱惜、敬重“古义”，顺着中国文化的经络本义阐发经史。

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进。饶先生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殷商统治范围等等问题。

《周易》，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饶宗颐将其视同东方的《圣经》。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关注，几年后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港后凭着1974年7月《文物》上仅仅发表的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提出六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与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以“乾”为首，继之以“艮”(通行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将其与“京氏易”八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排序比较，认为马王堆写本开其先河，而通行本卦序与同时代燕人韩婴所传相同，与帛书本出于不同传本；又将帛书本与汉代“中古文本”相比较，认为二者相近，充分肯定了帛书本的文献价值；还将帛书本《周易》与西汉初年长沙王傅贾谊的《新书》中易说相比较，认为“墓中《易经》写本适当贾谊时代，谊在长沙所见之《易经》及传，当为此类，其时《系辞》与《说卦》尚未离析也”。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论。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看过屈原《离骚》的读者，一定记得开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但“摄提”是什么？众说纷纭，读者不甚了了。饶宗颐考证帛书《刑德》四隅神名的西南“聂氏”，指出“氏”与“是”古文通用、“是”与“提”经常借用；而“聂”、“摄”通假。结论是：“聂氏”即“摄提”。他从《周易·坎》九五爻辞、《说文》、《公羊传》、《初学记》、《左传》等古籍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然后指出：“摄提星名，本随斗杓所指，《史记》索引引纬书《元命苞》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摄角。’《御览》星下引《天官六星占》：‘岁星一曰摄提’(“摄提贞于孟陬”，即岁星恰值孟陬正月时节)，石氏(石申)有《摄提六星占》。聂氏之为摄提，既是星名，亦为神名。《淮南子·地形训》云：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为八风神之一，摄提出现于考古材料，此为初次，原亦作‘聂氏’，以往有人认为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文章发表至今，凡是研究帛书《刑德》的学者，无不认同饶宗颐的见解。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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