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运动的经过已为人们所熟知，毋庸赘述，而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1917年11月30日，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此行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在赴巴黎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他，试图探听他对处理山东问题的态度。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的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的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多年，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的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就是给芳泽一个明确的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决不可以交给日本“继承”。梁启超的严正态度，使芳泽极为尴尬，无言而退。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等10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